2011年5月17日，高晓松因醉驾案出庭接受公诉。他对自己9日晚醉驾的行为供认不讳。法庭当日宣布审判结果：高晓松因危险驾驶罪被判拘役6个月，罚款4000元。这也是目前为止醉驾入刑判决最重的案例。
虽然，我国不是判例国家，但是高晓松因罪驾获刑，并成为醉驾入刑判决最重的案例，无论是因为其作为“著名音乐人”的特殊身份，还是基于危害程度与量刑的标准，都有其标志性作用。可能，这样的判决有屈于舆论压力的嫌疑，但是得到的结果只要是公正的，依然可以给这醉驾的种种争论予以扬汤止沸。
其实，无论是对于高晓松的关注，还是对最高法院解释的质疑，无一例外，都是醉驾处理尺度与执法力度的问题，即一个公平与公正的问题。事实上，醉驾这样的行为，客观上不存在主观的伤害，但是其潜在的危害，却客观上增大了对不定对象伤害的可能。
所以，醉驾入刑的根本目的，还是提高醉驾的成本，让公众自觉地远离醉驾。那么，这个成本多大才合理，不仅要考虑整体社会的意愿，更要考量执行的可操作性，毕竟法律作为调整社会秩序的工具，只能让这个社会更好、更合理，不能因此引发新的社会问题。
对于这些，公众所需要的也许只是一个能引以为戒的“镜子”，告诉自己醉驾不仅是能避免的，而且是必须避免的。毫无疑问，高晓松便是这面“镜子”，公众倘若能从中照出心骇与敬畏，便是善莫大焉。毕竟，不醉驾于己于人皆有利，毕竟远离醉驾比无用的争论更有益。当然，公权管理机关亦不能让“镜子”染上“尘埃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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